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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 现代化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发展经验——郑永年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大讲堂”的演讲

现代化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发展经验——郑永年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大讲堂”的演讲郑永年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我在美国、英国工作的时候，那里正在推行撒切尔革命、里根新自由主义革命，继而推动后面一波大规模的全球化。把这一经验消化、应用到中国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也应该强调两点：第一，我们下一步推动全球化，一定要重视民营企业的作用；第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放，并与“全球南方”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全球南方”要么是农业国家，要么经济技术需求还偏向于中低端。中国的技术处于中端偏上，如果跟“全球南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就能够形成现代化合力。为什么“一带一路”能够成功，正因为它契合了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很多美国人讲自由贸易，不讲自由贸易政治上俨然是不正确的。但现在，如果在美国讲自由贸易，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疯子”。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搞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则扛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帜。个人觉得，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还可以做得更好。中国的全境、全域的开放，这个力量不要低估。甚至可以说，不要低估美国破坏自由贸易体系的力量，也不要低估中国重塑自由贸易体系的力量。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新形势下，开放再出发将向何处去？在推动世界共同开放中，中国可以作哪些新贡献？这次演讲，我主要围绕这些问题跟大家作一些分享、交流。跟各方交往，还是要有一种和平思维、双赢思维近代以来，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国家得到发展，继而扩散到全世界，形成了几种主要模式：第一个模式，我们可称为拉美模式。拉美经济高度依赖西方经济，很多国计民生产业都被欧美大公司掌握。这一经济结构造成了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极端亲西方，一股力量极端反西方，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极左和极右之争。第二个模式，表现为体制内的高度依赖，主要指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德国等欧洲国家，大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的盟友，其实是非常等级化的。日本、韩国、德国这一圈层的国家在安全和外交领域依赖美国，没有完全独立的主权，因此它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独立性。第三个模式，可归纳为体制外的被孤立模式或者说外部的孤立模式。以前的苏联、今天的古巴和朝鲜是代表。新中国确实是一个特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现代化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我们的发展既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又保持了政治、经济独立与自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个人觉得，中国近代以来大体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是两次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第二次是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我们主动跟世界对接，深圳城市群的崛起和浦东开发开放都跟这次开放相关。第二波开放时，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有很多要素：一个是地缘政治，即当时的美国为了对付苏联，跟中国比较友好；一个是资本的需求，撒切尔革命、里根新自由主义革命后，西方资本去哪里呢？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私有化与放松金融管制。问题是：资本去哪里？中国成为资本的一个“新边疆”。此外，当时的西方还有一个幻想，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会成为类似西方的国家，不至于对西方霸权体制构成压力。今天我们想继续开放，但是美国不仅已经不讲自由贸易了，而且盛行“反全球化”，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要发展，肯定要开放。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是非常高标准的。实现这一目标，肯定还是要有开放的大环境。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应当对国际局势作出非常科学的判断。有一些情况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比如，西方的发展速度近年来确实有所下降，但这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衰落。今天来看，美国还是世界上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再如，学国际关系的人一定要注意，尽管现在是一个多极化时代，但对多极化要有科学的评估。除了美国现在不追求多极化，还有哪些国家喜欢或不喜欢追求多极化？据我观察，法国就很喜欢多极化，“全球南方”也愿意推动多极化。这是因为，多极化意味着国际社会应当更为民主一点，不能让美国霸权主导一切。但同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多极化对中国的影响怎么样？我们不能抽象地看待多极化，而要认真评估“什么样的多极化对中国有利，什么样的多极化可能对中国不利”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多极化，对中国有何具体影响”等。又如，对“全球南方”也要有客观的评估。“全球南方”确实是一股越来越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其关注点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利益不平等。“全球南方”认为国际社会的利益不平等，获得国际社会帮助不够。第二个是责任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气候问题上。“全球南方”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西方社会却不想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试图把这个责任转嫁到“全球南方”。第三个是国际组织里面的权利不平等。在联合国，在众多地区组织里，“全球南方”的代表性、话语权等还不够大。就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全球南方”似乎还只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运动，并未组织化。“全球南方”的边界相对模糊，并不断在变化。美国也不会真心希望“全球南方”能团结起来，真正发挥影响力。大家看到，美国动用国会的力量，妄图把中国开除出“第三世界”，还主动帮助印度，让印度来代表“全球南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在跟各方交往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一种和平思维、双赢思维。在“小小包裹冲垮美国小市场”这个问题上，确实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也要考虑积极改变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经营模式。什么都是自己生产，光把海外视为一个市场，是会碰到很多麻烦的。如果比亚迪2万个零件，我们自己生产1万个，其他1万个在欧洲其他国家布局，是不是有助于在全球市场实现更大的发展？我们去看看特斯拉，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布局就非常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不用那么悲观乃至紧张。在所有国家里，我们的情形最好。我们要有定力，不犯大的错误，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式现代化，不光要看经济，还要有战略考量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有一些看法想跟大家分享：一方面，发展还是硬道理。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一个发展模式之争。个人觉得，今天的美国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可将其称为原始资本主义2.0版。它对资本进行监管，力量来自哪里呢？主要来自美国两党共识，但今天两党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所以，我们不要低估美国资本重塑美国政府的能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那个时代里，国家是资本的代理人，美国资本从来没有直接跳出来搞政治。这次马斯克公开站出来如此高调搞选举，在美国历史上确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政治事件。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发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其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秩序的影响。我非常担心这一点：世界上都在渲染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但客观地看，所有“有意义的竞争”主要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而不是中国企业和美国公司之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业革命技术是相对分散的，从英国等地开始逐渐传播至其他国家。人工智能浪潮到今天为止，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两个区域，一块是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到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另一块是从波士顿到纽约。以前技术就是工具，现在人工智能反过来会塑造我们，这是可怕的。为此，我们的发展模式要调整。在2024年进博会上，我跟意大利的一位官员聊天。我直言，欧洲再不调整就完了。欧洲人善于做规则，使得新技术很难落地。“工业4.0”最早是德国提出来的，但执行情况如何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在呼吁欧洲要减少监管，但欧盟依然没有什么动作。再看中国的情况，我们考察了三个领域：一个是生物医药，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人工智能。这也是可以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几个领域。生物医药我们以前是仿制，现在走到了原创阶段。但是，我们很多自己辛苦研发出来的东西被美国公司花几亿美元就买走了，其实际价值却有上千亿元市值。药品生产后，我们又要进口，非常可惜。就互联网而言，游戏产业颇为典型。《黑神话：悟空》很红，但还有大量游戏，因为各种原因得不到批号。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赶上了美国，在一些领域甚至远远多于美国，质量也高于美国，但为什么我们的相关应用偏少，亦步亦趋的偏多？很多企业找不到机会就跑到硅谷，表明什么？大家发现，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一代、二代移民创立的，包括很多从中国出去的。我上次回浙江，大家在讨论中美芯片之争。有人开玩笑说，这哪是中美芯片之争，而是流落到美国的浙江人跟中国的芯片之争。不是我们没有创意、没有技术能力，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落地。“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而是世界上一批聪明人在美国制造，美国更多只是提供场地、平台。怎么改变？我觉得可以看看新加坡和越南的迹象，以制度全面开放与有效管理推进创意落地、产业应用。我觉得，新加坡管理得非常好。我在那边工作多年，我们可以学学。什么叫监管？先要让小孩生下来，接着再想办法培养好、管理好。小孩都不让生下来，那叫什么监管？不发展不叫监管，在发展基础上的监管才叫监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要有信心。另一方面，坚持深化高水平开放。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我在多个场合进一步呼吁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单边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精准推动的，包括确定哪些内容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优先实施，循序渐进，由点带面，通过试点成熟后再全面推广。这是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我上次到一个国家部委讲课，就说不要过于强调对等开放。世界历史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对等开放，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都是单边开放的。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单边开放，美国有三大开放系统：教育人才的开放系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基地与人才中心；企业开放系统让美国拥有源源不断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家；金融开放系统更是一举缔造了华尔街的国际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深化高水平开放、扩大单边开放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好办法。美国不是一体的，华尔街、农业州、科学界、很多地方政府和普通百姓是希望同中国继续交往的。现在美国的政治逻辑并不完全符合资本逻辑、市场逻辑和科技逻辑。在2024年进博会上，我碰到好几位企业家。他们表示，任何一个好的商品，到中国销售，就能发现一个大市场。扩大单边开放可以化解对立思维、做大共同利益，推动全球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诸多优质资源更好地汇聚在一起。中国最成功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南方”也是深受西方之苦的。西方不给它们技术，而只是把它们看成一个市场，还把对它们的贸易投资跟人权等政治因素结合起来。现代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发展经验。我们能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既发展又独立的经验总结一下，提供给“全球南方”作为发展参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不光要看经济，还要有战略考量。我发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都战略性地让渡出一些经济活动给国际行为主体，我们也应积极细化这个思路。现在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城市，允许外资独资医院进入，目的就是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形态。世界够乱了，中国应当尽量为国际社会做一点事。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把握的，我们能把握的就是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重要。只有自我认知正确，才能把潜力发挥出来，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国际社会多作一些贡献。本文刊于2025年1月7日解放日报11版思想周刊

俞正樑教授文集《百年变局：全球战略思维》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1月5日，俞正樑教授文集《百年变局：全球战略思维》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顾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昊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玉刚教授，以及兄弟高校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校内宣传部、出版社、图书馆和国务学院的师生等共计80余人出席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沈丽丹主持。顾锋教授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向俞正樑教授新书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的嘉宾表达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认真学习俞正樑教授对过去百年的总结和对世界大势的分析，能够引导我们把握好未来关键的走势，意义非凡。上海交通大学一百二十八年的历史，因图强而生、因改革而兴、因人才而盛，面向未来，交大仍要作出应有的贡献，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须一如既往、继续前行，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领潮头、走在前列，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关心交大文科的发展，支持国务学院的学科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华栋代表出版社向俞正樑教授表示祝贺，也感谢国务学院和国际关系系对出版社的信任。他表示，本次出版的文集具有“高质量、有深度、有思想”三个特点，文集中蕴含了治学和育人的丰富思想，是当前学科学术育人工作发展的重要参考。陈华栋还对本文集出版的过程和巧思设计进行了介绍，期待以《百年变局：全球战略思维》的出版为重大突破，进一步打造好“文治堂·当代学术名家文丛”这一高端人文社科学术图书平台。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吴建南教授介绍著作。他回顾了俞正樑教授的求学工作经历，介绍了文集出版的过程，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他表示，本文集是俞正樑教授学术生涯的集大成，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缩影，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从“空白”到“起步”再到“创新”的全过程。书中所呈现的理论观点和深刻洞见，不仅展示了俞正樑教授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思想魅力，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学者的深邃思考和独特方案，彰显了大国学者的担当与情怀。对俞正樑教授为学院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发布会进行了新书揭幕仪式。文集按照“理论与思考”“格局与大国”“战略与外交”三个篇章收录了俞正樑教授公开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理论文献四十余篇。“理论与思考”涉及全球政治新范式、国家治理新范式、国际关系新理论等内容；“格局与大国”则对国际新格局、美国新战略、大国关系新变化等进行了理论阐释；“战略与外交”围绕当今世界格局的新形势、新变化，对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挑战期、大战略、大国外交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全书展示了俞正樑教授对全球政治和大国战略的独特洞察，书写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引进到创新，从西方理论吸收再到中国特色理论构建的历史进程。赠书仪式环节，俞正樑教授向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赠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潘卫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分别接受赠书。专家发言环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樊勇明教授谈到，俞正樑教授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与作用，提出了经久不衰的学术观点，并持之以恒地进行创新。2003年世纪之交，他来到交大，见证了交大因改革而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为交大和复旦的交流合作搭建起多元化的桥梁，展现了高风亮节的人格精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谈到，俞正樑教授促进了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的和合双赢。作为战略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深入研究趋势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国际关系问题，为最高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咨询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他培养出一批批优秀学子，实现了高徒和名师的双向奔赴。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任晓教授谈到，俞正樑教授为国际关系史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以中国视角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勇气，并收获了丰厚的理论果实。他多年前的作品展示出的对美国认识上的强预见性和洞察力，至今仍有重要参考意义。作为成功的博士生导师，俞正樑教授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输送了大量人才。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玉刚教授谈到，俞正樑教授的新书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与他的学术成果、规划和追求高度一致。他致力于追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辨析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逻辑和体系，将西方与中国的主张有机结合。在大局和大国战略的思考上，俞正樑教授走在前列，引领了范式性的转变。他的理论体系始终回归中国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阅读他的著作，可以感受到他在育人、尽其才方面的尽心尽力；同时，他保持创新的心态，思维开放，对原创有着执着追求，始终关注学术前沿，不断发表新的研究成果。苏长和教授回顾了两院之间的密切合作，感谢交大对俞正樑教授新书出版的大力支持。苏长和谈到，俞正樑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对后辈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强调“讲道理”，即穷理，追求严谨的逻辑推理和道德思考，使知识更加可靠、站得住脚；二是指导学生时“穷追猛问”，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定力，使他们能够基于历史支撑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这些宝贵经验让人受益终身。在俞教授的努力下，国际关系的中国话语、概念中国化以及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发展壮大，枝繁叶茂，为我国学术界和国际交流贡献了独特而丰富的智慧。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曹泳鑫教授认为俞正樑教授及其师门的学术特色鲜明，他谈到，俞正樑教授始终坚持传承学术精神；立足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的学术创建，并开创性地投身于自主学科体系的建设。俞正樑教授守正创新，将中西马集大成。作品体现了他广博的知识面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超越了书卷气，接地气地将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现实紧密结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武心波教授对俞正樑教授的力作发表了三点解读。第一，俞正樑教授的学术研究始终关注中国自身，强调不能全面西化，将治学之路的逻辑起点和最终指向都聚焦于中国的发展与实践。他走在时代前沿，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践行伟大的学术创新，硕果累累，引领弟子们集体转向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通过言传身教产生了广泛的外溢效应；第二，在战略研究方面，俞正樑教授将理论建构与战略结合得炉火纯青，对全球主义议题展开深入论述；第三，他推动中国学派的多元发展，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以“全球”为主体的特色学派，使其成长蔚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建新教授谈到，俞正樑教授作为一位全球战略思想者，其研究始终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脉搏。他始终保持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不断攀登学术高峰，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时，总能迸发出新的思考和见解。同时，俞正樑教授以师者学者的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为后辈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无数学子在学术道路上砥砺前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彭勃教授谈到，俞正樑教授是一位成功的学者和领军人物，他的文字平实而文笔优美，蕴含着极具战略性的思想价值；在领导岗位上，他同样取得了卓越成就，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作为导师，俞正樑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对学生的深刻影响令人敬佩；在家庭中，他是一位成功的爷爷，培养后代继续投身国际关系研究。俞正樑教授立足于中国国家利益、国情和历史，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他的学术思想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理论深邃，切入事物本质，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琪轩教授用“交横筹谋、通前达变、大方之家、学究天人”赞美了俞正樑教授的成就。他串联起交大与复旦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密切对话，并且不断精进，使理论日久弥新，展现了中国人思想智慧的高屋建瓴。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俞正樑教授将古代智慧、当代关怀、中国风范与世界眼光融为一体。我们应沿着俞正樑教授开创的良好局面和学术道路，不断前行，传承和发扬他的学术精神与教育理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首席编辑黄强强谈到，俞正樑教授作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科研究，丰富研究的内涵，为国际关系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是具有前瞻性的眼见，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研判和理论。最后，俞正樑教授作出总结。关于文集，他谈到，这本文集名为《百年变局：全球战略思维》，其实反映的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确立近400年来的特大历史变局，是国际体制的根本转型，从民族国家体制，逐步经由区域与全球复合机制，以全球共同治理取代霸权治理，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体制，这意味着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历史趋势指向霸权时代的历史终结。文集着力研究狭义国际关系如何走向广义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力图反映这个历史大变迁，需要用全球战略思维建构学科新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建立对当代世界和人类发展的新的认知。文集尽力以学科自觉，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系统性创新，统筹好全球事务与国家两件大事。俞正樑教授深情感言道，飞逝的时光，累积的文字，其实都是生命的历程、生命的价值。编选文集时，感悟到生命是一条漫漫长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一个字一个字铺就，需要带着灵魂，用一种爱、一种专业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永远站在学术前沿，无论贡献大小，生命的价值都是永恒的。